ChongMingS.COM崇明網訊 你羨慕他們沒有上司、沒有會議、沒有辦公室政治，卻想不到他們早八晚十二、365天只歇春節7天、吃喝洗睡都在一隅空間里。都說“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而多數以小店謀生的老板，生意已占據他們大部分生活。所謂自由，需要“交換條件”。本刊調查顯示，因為成本等原因，過半老板不雇人，自己同時兼任店員；但相比一般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他們的社保、體檢等保障福利又明顯缺失。

“賺錢謀生從來都是辛苦的，偷不得半點懶。”帶上老花鏡，尹春發走進柜臺坐下，看著彩民遞來的投注單，手指翻飛間，他迅速打出了一張彩票。

尹春發如今已年近花甲，按說已到退休年齡，但他卻一刻都閑不下來，每天都“窩”在自己的彩票店里。“其中的樂趣你不懂。”

淅淅瀝瀝的小雨里，夜幕下的路上已經看不到幾個行人。午夜12點，尹春發招手送走了最后一位彩民，結束了一天的營業。他輕手輕腳地關掉了店里的四臺電腦，拿起墻角的掃帚，把地上一張掉落的投注單掃進了畚箕。倒完垃圾，他又從一旁拿過一支記號筆，一邊對著今天的開獎號碼，一邊在墻上把所有的數字寫下來。“每天的獎號都要寫得清清楚楚，很多老彩民都要研究的。”寫完開獎號碼，他轉進了柜臺，清點一天的營業額，對賬、記錄。總算忙活完，摘下老花鏡，身體不自覺地打了個哈欠。他躡手躡腳地鎖掉店門，撐著傘步行回家。尹春發的工作就是由這一個個夜拼湊而成的。每天凌晨3點入睡，成了他另類的生活規律。第二天早上10點剛過，尹春發帶著盒飯又打開了店門。“有時候會稍微晚點，和老彩民打好招呼，他們也都能理解。”尹春發笑著說，自己一天只睡5個小時，有時候做夢都在想著彩票店里有人中出了百萬大獎。

一天工作14小時，一年只休息過年7天，這就是尹春發的生活。彩票店的生意主要集中在晚上、周末。“別人休息的時候，正是我最忙的時候。”尹春發說，彩票店的主要客群都是逐漸培養起來的周邊居民。買的人多了，每天的工作量也水漲船高。尹春發的右手食指上已經結起了厚厚的繭子。“多的時候一天要打800張票，連上廁所都跑不開。”

當然，沒有人規定尹春發開店時間，他的辛苦你可以說是他自己的選擇。

調查數據：像彩票店老板尹春發一樣，一半以上時間花在自己小店的有多少？在受訪小店中，近26%的店主每天工作13小時以上。超過40%的店主花在小店的時間需要9至12小時，僅2成店主每天工作不超過8小時。

彩票店老板尹春發的故事并非個例。申城不少小店老板既是店主，又是店員，除了睡覺基本都在小店里做生意。對他們而言，業余休息生活就像“墻縫里擠出的花朵”。

在普陀區新村路上的萬里城小區，溜娃的居民們常常聚到小區煙紙店。小店養了一貓一狗，曾經還有一只灰色兔子，它們都是小朋友眼里的大明星。

“比起把寵物當掌上明珠的鄰居，我肯定屬于散養。”煙紙店老板老李忙起來飯都沒空準點吃，更無法精細料理貓貓狗狗。“平時從早忙到晚，晚上12點關門回家就睡覺了，基本沒有業余生活。”

2002年，老李和在同一家企業上班的太太雙雙下崗后，需要重新“謀生”。他所住的小區周邊綠化蔥郁，環境優美，但缺少沿街店鋪讓一些居民覺得不便。老李就想到開爿煙紙店，為鄰居提供生活方便，自己也能解決溫飽。

10多平方米的小店里容納了約千種小商品，油鹽醬醋肥皂電池……應對日常生活的小百貨這里都能找到。“夏天飲料啤酒賣得好，人也辛苦。”老李雖是老板，但同時身兼營業員、采購員、快遞員、理貨員、財務、出納等多個崗位角色。

談到利潤，老李感慨，是比一般職工拿工資要多些，但投入的時間也比上班職工多得多。“店在，人跑不開。”除了每天太太或岳母在老李外出進貨送貨時幫忙看店，其他時候都是老李一人獨當一面。“工作生意幾乎就是我全部的生活。”他感嘆道：“但人總要給自己找點‘樂子’，養寵物的人喜歡那種沒有壓力的交流吧。”于是，煙紙店就多了一貓一狗。老李還喜歡音樂，是隔壁小區露天音樂會的常客，“夏天秋天的露天音樂會氛圍特別好，而且請來的樂隊嘉賓都是大腕級的。”說到這里，他得意地透露，“票子不好搞，當然我有自己的門道”。

調查數據：受制于成本等原因，55%以上的受訪小店不雇人，店主老板同時兼任小店職員。加之小店規模等因素，雇用5人以上的小店僅占11.11%，雇2至5人和雇1人的小店分別占18.52%和14.81%。

記者注意到，類似老李這樣“以店為家”的小老板不在少數，而在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較高的狀態下，他們的保障卻無法與之相匹配，一些保障意識相對較強的80后和85后也僅選擇最低基數繳納社保。

85后祁穎瑩和先生在寶昌路開泰眼鏡市場，已開店十幾年，配鏡生意眼下給他們的收入回報相當于普通白領。“按照本市最低工資標準給自己繳納社保，不像你們有單位的人，自己一部分單位一部分，我們全部自己來，現在每月一人要繳1526元。”在祁穎瑩看來，要在上海立足，參加社保是必須的，現在買房、子女求學對社保都有要求。

不過她也坦言，對他們夫妻這類沒有工作單位的人，繳金成本確實挺高。“不繳不行，如果提高繳費基數，那么多繳部分會使自己負擔過高，所以折中就是少繳、繳最低。”祁穎瑩說，除了社保，商業保險也有買，“就我了解的情況看，每個人想法不同，有的人覺得現金拿在手里最保障，我還是覺得雖然不是企事業單位職工，但也需要有穩定和保障的感覺。”“主要是考慮到老了以后，生病需要醫保；不然感覺繳不繳，關系不大。自己存點錢養老就行啦。”談起保障，一位店主的觀點是“現金為王”。

祁穎瑩還提到了體檢。她說，一般沒有單位組織體檢，自己個人只有生病了才會想到去，“特別我們還年輕，總覺得身體好著呢”。

煙紙店老李雖然已過50歲，但平時連頭疼腦熱都很少。高溫天里，一天爬個幾十次樓梯，一次扛兩三箱飲料上樓，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我1米73的人，只有108斤。”體力消耗大，讓50多歲的老李有不同于這個年齡的精瘦。

“也就是這幾年開始睡眠質量稍微差點，其他完全沒問題。”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很是樂觀，“再干個十年，應該沒什么問題。”所以，他已經好幾年沒有去醫院了，也想不到體檢等常規檢查。

記者從上海市個體勞動者協會了解到，針對會員，該協會的一項服務是購買人身意外險。“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一般保障福利相對較全面。相對而言，小店店主這類個體勞動者從主客觀上都更易導致保障的缺失。”該協會會長倪與強表示，所以作為他們的“娘家人”，協會也在實踐中摸索如何讓個體勞動者更有保障。

調查數據：超過37%的店主不為自己繳納社保，而繳納的幾乎也都是最基本的，剛過“及格線”，僅有一半多繳納四險以上。同時，記者了解到，對于企事業單位職工的體檢等福利，一些店主也幾乎從來都是“缺失”狀態。主觀意識加上客觀條件，使得這群人相比一般職工更缺少保障。

從本刊的調查走訪來看，只有近45%的小店雇有店員。這些小店職工和小店老板之間演繹著“相愛相殺”：一方面，老板需要得力穩定的員工；另一方面，成本等因素又決定了這類店員的待遇和保障水平不高。

兩年前，李彥南經營的文具店“兔子窩”悄然開業。店鋪雖然只有22個平方，但是一天經營12個小時，還要鋪貨、清點貨品，一個人忙不過來，她不得不找了一個員工來幫自己打點。“我們現在是一人工作半天，一般情況下，我上午在，她下午在，這樣一來，能減輕點壓力。同時，我也有了自己的時間，空下來的時候，進修傳統文化。”

在小店一角的收銀柜臺后，放著幾本四書五經。“這是我的讀物，每天在店里，都會靜下心來讀。”李彥南說，開出小店后，自己有了更多的自由時間，能夠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而這一切都要歸功于她的員工小朱。

“小朱是通過社會招聘找來的，每個月給她4000多元。”李彥南說道，因為小店現在一個月營業額只有2萬元左右，因此員工工資也給不了更高了。“真希望以后能給她更多的福利。”

“現在做六休一，我是外地戶口，在這里交社保也沒什么用，還是多拿點錢合適。”小朱嘟囔著。這天，她早早就到店里接過了老板手中的班。“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整理貨架，結賬，理貨。”

有家小店店主給記者算了這一筆賬，如果給員工繳納三險。“比例就是按照上海職工繳納的規則，養老保險28％，醫療保險12％，失業保險1.5％，企業負擔的部分是養老保險20％，醫療保險10％，失業保險1％，等于是稅前工資的31％。”這是小店員工保障普遍缺失的根本原因。

李彥南對小店的前景滿懷憧憬。唯一讓她感到愧疚的，就是員工的福利。李彥南說，忙過這一陣，她打算去申請靜安區青年人創業項目，讓小朱成為合同工，全天上班，為她交金。“因為我希望她能把她的閨女也接到上海來，因為只有在上海交滿兩年社保，才能讓女兒在上海讀小學。”

調查數據：受訪小店中無一為員工繳納社保。這些小店的員工工資普遍在3000至7999元之間，如果為員工繳納三險，那么用人成本再增加31%，在930至2400元左右。店主們紛紛表示，人力成本是租金外的“第二座大山”。

晚上12點的上海，夜幕下偶有汽車飛馳而過，留下靜悄悄的柏油馬路。此刻，美容師小王才從翎秀美容養生會館下班，不過她卻不再擔心，因為她的“家”就在美容店對面的小區。“步行回家只要5分鐘。這在以前可是不能想象的。”一年前，小王曾在另一家店上班，同樣是凌晨12點下班，但是那時，她卻只能去等班次很少的夜宵公交線路。“想想那時候還是蠻悲涼的。可沒辦法，半夜沒有地鐵。”小王說，有時只能坐在車站邊24小時快餐店里，靠在連著的座位上稍微躺一會兒。“便利店里也沒有什么人，凄涼感油然而生。”

“現在好了，我再也不用擔心睡眠不足，也不用折騰了。”翎秀美容養生會館的老板郗佳荃為了解決員工凌晨沒法回家的問題，在小店附近的小區里，花上4000多元的月租金為員工租下了一間二室一廳的房間。“還裝了寬帶。這點錢花得很值得的。能夠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在這間房間里，一共住著4位員工，2人一間，既解決了員工租不起房的現實問題，也為他們提供了溫暖的避風港。

郗佳荃的翎秀美容養生會館開在寶山顧村，經過開業一年多的摸索，已經積累了一些客戶，在周邊也樹立了一定的口碑。“雖然我是老板，但我都當她們是姐妹。”郗佳荃喜歡稱員工為姑娘們，“姑娘們就是我這家店最大的財富。”美容行業無論是服務還是銷售，都是人和人打交道，生意的好壞除了老板的決策，一線員工的能力服務也舉足輕重。

除了培訓管理“姑娘們”，郗佳荃還要想到她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基本保障，當然是第一位的。”店里統一給姑娘們購買了人身意外險。

9月份，郗佳荃帶姑娘們去上海迪士尼“團建”了。“早就答應過她們的，而且，我一直認為，必要休閑能更好地促進工作。”

如何穩住員工的心？不同的店主有不同的方法。

周志強從開始經營老上海家具店時就雇了一個小伙子。“店里靠我一個人肯定不行，而且一些搬運的體力活，我年紀大干不動了。”

“在服務性行業里，員工的流動性很強，招工難從來都不是什么秘密。”周志強嘆了口氣，“可能一邊多500元工資就能把員工吸引過去。”所以。除了發工資管吃住，周志強還幫小伙子謀了個第二職業。“家具店不是一直有活干的，正好有機會，朋友推薦了一個收停車費的工作，時間合適，我就推薦他去了。”

調查數據：超過22%的店主在擔心的問題之一是，員工流動性大招聘難。為穩住人心，他們想了各種方法，比如為員工租房，購買最基本的商業意外險等。有位受訪店主甚至替雇員找了份“第二職業”，增加收入。

如何破解小店店主和雇工的保障問題？國內外究竟有什么經驗值得參照？對此，記者采訪了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鐘仁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陸曉文。

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鐘仁耀向記者指出，小店店主這類個體工商戶參保按照城鄉居民保險，但現實存在兩大問題：第一，城鄉居保的待遇水平普遍偏低，甚至與低保制度倒掛，低于低保。“低保不繳費、城鎮居保繳費，低保屬于托底、最后的安全網，城鄉居保與之倒掛，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盡合理。當然，這并不是說低保待遇水平過高，而是城鎮居民保險待遇相對偏低，一定程度上起不到基本保障作用。”

第二，由于前一個現象進而導致城鄉居民，也就是小店店主這類個體工商戶參保率不高。“現實中，一些個體戶的想法是，我不參保，到年老失去勞動能力，自然而然吃低保；如果現在參保，拿到的養老金反而比低保低。”鐘仁耀說：“據我們調查，參保中的大多數人群也選擇最低繳費檔次的，這些人并非沒有經濟能力，而是因為待遇水平較低，所以大家不愿意選擇高的繳費基準。當然這同時也緣于自愿參保制度，國外有少數國家也存在社會救助金高于養老金的現象，但國外養老金普遍強制繳納。”

再來看小店的雇員。“這部分人群和其他在職職工一樣，適用勞動合同法，應參加城鎮職工保險，如果繳足五險一金，個人和店主共承擔收入43%繳費，單位部分在32.5%左右。”鐘仁耀分析，從現實情況來看，小店雇員參保繳費比例更低，有的小老板客觀上繳不起，也有主觀造成的少繳、不繳。“普遍存在的現象是，雙方私下協商，多給點工資，這樣兩方自認為都得利：雇主少繳節約用人成本，雇員得到工作，且在‘短視’心理下，覺得多點工資就行，養老問題暫不考慮。”

記者走訪調查發現，小店店主和雇員同時都缺失保障。“這帶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將來面臨風險，只能依靠個人和家庭來解決。簡單說，就是生老病死。”在鐘仁耀看來，一部分個體工商戶本身經營就屬微利，且可持續性不確定，加之社保待遇水平不高，那么抗風險能力就更弱了。

對于上述現狀，有否目前具有操作性的改善之方？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陸曉文指出，在社保之外，小店老板也可通過商業保險的方式，獲得進一步保障。“國家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自己的負擔也可以根據個人情況‘上保險’。”

“對雇員來說，應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意識。”鐘仁耀表示，勞動合同對雇主和雇員都有約束作用，除了保障雇員權益，簽訂合同對雇主也有一定保障。“比如說，這類小店雇員流動性強，有了勞動合同，一定程度上可保障雇員穩定性。”

陸曉文進一步表示，對政府而言，由于小店數量多，人員流動非常頻繁，管理成本較高。因此“契約精神”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用工、繳納社保，這些福利待遇都應該通過約定的來辦理。對于老板而言，如果失去了誠信招牌，對小店的經營同樣會產生重大影響。”

鐘仁耀還提到，目前越來越多年輕人群成為雇主和雇員，依法辦事的意識或將逐步提升，未來簽訂合同繳納社保的比例會可能會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