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MingS.COM崇明網訊 伴隨科技的發展，石溪村的詐騙也傍上了高科技，變得更加智能化、隱蔽性。“重金求子”的詐騙手法從街頭貼小廣告，最后發展到短信群發和電話群撥。他們通過改號軟件、手機“黑卡”、偽基站等各種違法科技手段實施詐騙，詐騙人甚至能通過微信群發器，向不特定人群發出詐騙信息。
蜿蜒的三塘河，清澈的河水流淌而過。河堤上，一棟棟別致的樓房，在春天綠色枝丫的映襯下格外耀眼。
這個風景優美的村莊，看上去靜謐無奇，但它卻是聞名全國的詐騙村——石溪村。
石溪村位于江西省余干縣江埠鄉。3月10日中午，法治周末記者驅車來到石溪村，因出入該村的唯一通道正在破土翻修，車子只能停了下來。在村口，一名60多歲的老伯挑著扁擔，把行李裝進了一輛車子。他注意到記者手中拿著香煙一籌莫展，竟主動熱情地迎上來幫忙點火。
記者搭訕道：“是不是送孩子出去打工？”老伯笑著點了點頭。“過完春節這么晚才出遠門啊？”老伯似乎察覺到記者是外地口音，便緘默其口，不再理會記者徑直離去。
記者走訪村內，村民的房門大都緊閉，也極少能看得到車子和年輕人的身影。
事實上，這個依靠詐騙生存的村莊早已名聲在外。隨著不久前警方的重拳打擊，該村的“詐騙業”已經基本消失，但是該詐騙村的前世今生，一直備受關注。
50%家庭參與詐騙
“你好，本人29歲，身高1.65米，膚白靚麗，楚楚動人，因父重病無錢醫治，屈嫁香港弱智富少，無性無愛的我至今未生育，經公婆商議后特回大陸尋找有緣健康男士助我圓母親夢。通話滿意首付50萬（元）定金，經醫學證明有孕定當百萬酬謝。有意者請來電，本人親談，短信不回。”
這類打著傳宗接代的名義，令貪財好色男人怦然心動的文字，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正是詐騙分子實施“富婆重金求子”詐騙慣用的第一步伎倆。文字再配上一個嬌美性感的女性圖片，聲稱經過了律師公正，大量群發于手機短信、網絡中，有的張貼在電線桿上，坐等自愿上勾的人。
作為全國“重金求子”詐騙的高發地，余干縣江埠鄉石溪村與其隔河相望的洪家嘴鄉團林李家村一同被列入公安機關重點打擊的對象。這源于從去年開始，全國加大了對電信詐騙的打擊力度，在公安部聯合23家部委打擊電信詐騙的專項行動會議上，余干被點了名，成為專項整治行動的首批目標。
2015年11月29日凌晨5時，余干縣公安局實施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搜捕行動。上饒市公安局特警支隊調動了30名特警支援，市武警支隊也調動了50名武警共同配合，共300多名公安民警佩戴防暴槍、穿上防彈衣進入上述兩村實施搜捕。公安甚至派上無人機，用于搜捕時的空中偵查，防止突發事件，決意將兩村的“詐騙業”連根拔起。
依河堤而建的石溪村，累計人口有3000多人。出入該村只有村頭和村尾兩個行車路口，其獨特的地形，一旦有民警去抓人，很容易讓犯罪分子聞風而逃。
“我們將50%左右的家庭列為搜查的對象，每家都有個別人從事相應的詐騙活動。”余干縣公安局辦公室主任謝鑫鑫介紹說，考慮到這些詐騙分子可能會利用宗族勢力結成同盟，民警擔心他們暴力抗法，還專門成立了放哨、搜捕搜查小分隊。
據介紹，此次搜捕行動非常順利。余干縣公安局共抓獲了23名犯罪嫌疑人，破獲“重金求子”詐騙案41起，收繳了用于“重金求子”詐騙活動的電腦200余臺、手機170余部、手機卡2000余張、銀行卡300余張、信號發射器20余套，并將66名嫌疑人列入網上追逃。民警在搜捕中還收繳了自制鋼叉、梭標數百支和部分弩、防彈背心、防彈頭盔、土銃。
一日之間，兩村的“詐騙業”煙消殆盡。
隨著案件的不斷偵破，“重金求子”詐騙村的真相逐步暴露在世人面前。原來，這些只能在電話那一頭聽見甜美聲音、始終不露面容的神秘“富婆”，她們并非艷美少婦，大都只是“農婦”扮演。而她們的詐騙能屢屢得逞，系其身后有一套成熟的詐騙技術和一條完善的灰色產業鏈。
從玩小魔術到傍高科技
石溪村緣何走上詐騙道路，最終演變成一個臭名昭著的“詐騙村”？在江埠鄉一名黨政干部看來，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一直以來石溪都是遠近聞名的窮村子，“人均田地少，以前交通不便，只能以打魚為生或做點小生意”。
余干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劉華衛向記者介紹：“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石溪村有的村民就在外面利用假戒指、猜鉛筆和易拉罐中獎等行騙，并逐漸發展到詐騙。后來為了更好的行騙，還到廣西賓陽縣向Q仔（利用QQ詐騙的群體）‘取經’。”
當地一名警員透露，詐騙泛濫導致村民的價值觀和是非觀扭曲，一些村民以騙不到錢為恥辱，對騙到錢的人很崇拜。該名民警給記者講了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對夫妻，兩人都在央企上班，年收入有60多萬元。可有一年回家過年，竟遭父親呵斥：“你們的大學白上了，小學沒畢業的人靠詐騙都比你們兩個人加起來賺得多。”
上世紀80年代初，余干有人最早使用的詐騙手段是“套鉛筆”，騙人者拿出兩支鉛筆，皮尺套在其中一支鉛筆上，并用皮尺將兩支鉛筆纏繞在一起，由圍觀者猜皮尺套在哪支鉛筆上。猜對者贏錢，猜錯者輸錢。這其實是一種類似于小魔術的手法，變換全在皮尺的纏繞方法上，騙人者可以根據場景來隨時調整，一般人看不出來。
那個時候，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謀求發展，流動人口初現高峰潮。余干縣緊鄰福建，福建就成為了石溪村村民外出的首選。彼時，福建的詐騙案也越來越多。
1990年后，石溪村的人開始扔假金戒指，詐騙路過撿起“金戒指”的人。為了增強路人的可信度，有的“金戒指”外面會包著一個喜帖或者幾張看上去有用的票據。一旦有人撿拾起來，就會出現一名“分贓者”，接下來與撿到的人談分贓、要錢抵押實施詐騙。
在騙術不斷升級的過程中，其花樣不斷翻新，詐騙的范圍也在慢慢擴大。從石溪村開始蔓延到周圍的村子，進而輻射到臨近的幾個鄉鎮，如洪家嘴、三塘等鄉鎮。甚至還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教材”，在每一類騙術中，什么階段應當采取什么手段，對被騙人提出的各種問題，應當怎樣回復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照搬，“騙術”很容易被復制。
余干的詐騙備受外界關注始于2000年左右，那時正是電信詐騙在全國蔓延的時候。這一時期操作的主要是“腦溢血”詐騙案。
在“腦溢血”騙術中，詐騙人通常活躍在各大車站收集旅客手機信息，然后冒充醫務人員，打電話謊稱外出人員在異地患腦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車禍，哄騙其家屬將所謂“手術費”“醫療費”匯入指定賬號，少則幾千、多則十余萬元。
后來，有一名“腦溢血”詐騙案的主犯被執行死刑，這件事在余干縣城引起不小的震懾。然而沒過多久，詐騙又死灰復燃了。
伴隨科技的發展，石溪村的詐騙也傍上了高科技，變得更加智能化、隱蔽性。詐騙手法從街頭貼小廣告，最后發展到短信群發和電話群撥。他們通過改號軟件、手機“黑卡”、偽基站等各種違法科技手段實施詐騙，詐騙人甚至能通過微信群發器，只要機器一打開，就可以將周圍的人強加為微信好友，向不特定人群發出詐騙信息。
“作案者利用科技手段，不會和受害者產生正面接觸，跨區域犯罪的特征日趨明顯，也給公安打擊帶來了更高的難度。”上述民警稱。
“暴富者”最多獲利過千萬
利用“富婆”身份詐騙的犯罪嫌疑人李芳（化名），已是3個孩子的母親。警方抓獲她時還處于哺乳期。從2015年1月到11月，不到一年的時間，她從受害人那里騙到了將近20萬元。這些錢來自安徽、江蘇、云南等地。
去年10月14日，正在巡邏的余干縣黃金埠鄉派出所民警琚列武接到一起報案稱：在農業銀行黃金埠分理處，有一對男女因銀行卡解鎖與工作人員發生爭執，形跡可疑。憑著多年的辦案經驗，琚列武下意識判斷，這可能是一起詐騙案。
這對男女正是江埠鄉的李芳夫婦。李芳被抓住后，很有警覺性，沒讀完小學的她，操著一口蹩腳的普通話，謊稱自己是從浙江來余干的生意人。
琚列武迅速調取了涉案的銀行卡流水，發現這張銀行卡接收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匯款，少則幾百元，多則上萬元。
“為什么全國會有這么多人給你打款？”在證據面前，李芳說不清楚。她最后承認自己正在從事“重金求子”的詐騙，并對每一筆流水賬都供認不諱。
警方調查發現，小學沒有畢業的李芳作案依靠的工具主要有三種：一部“魔音”手機用來變換男聲和女聲；一個從事詐騙所需要的“教材”；還有轉賬用的銀行卡。
此外，“重金求子”已經是當地產業鏈條齊全的行當，村里有專門負責貼廣告的，有專門打電話的，還有負責取錢的人，這些為李芳的詐騙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借助手機網絡、偽基站進行群發，一分鐘可以發送6萬條詐騙信息。”李芳支付了500元錢的群發短信費用后，就開始收到來自各地的電話。
“他們一開頭就會問我要不要生孩子。也有人不相信的，我會直接把電話掛掉。”李芳說，剛開始的時候，她也會有點擔心，但是隨著聊天的增多，她變得游刃有余了。按照手里的“教材”，在男方提出見面后，她會向對方提出第一筆誠意費。一般來說，這個金額不會太多，一般為200元至300元。
“他們有的人叫我老婆，我就會說自己的老公經常給我買東西，你是不是也得給我買點？”這是詐騙的第二環，以買衣服、買首飾的理由讓被騙人支付更多的錢。
此后，相繼的費用也隨之提出來。兩人在一起生子需要辦理手續的公證費、同居費和定金，各種名目一環扣一環，只為從受害者口袋中撈取更多的錢財。在索取公證費的環節中，為了讓受害者相信，還會有一個“律師”的角色跟受害人進行溝通。
為了取得受害者的信任，李芳提出與對方見面，先是聲稱已經到了對方所在城市的某個酒店。她會借用改號軟件，讓對方誤以為電話真的是從當地打來的，然后在受害者上當后，借故又說已經離開，以此吊住受害者的胃口。
一名辦案民警稱，利用“富婆重金求子”的騙術，有的團伙一年可詐騙幾十萬元，多的達上千萬元，詐騙對象年齡大的有60多歲，最小只有17歲。因為有了騙術，石溪村和團林李家村村民的生活“日新月異”，他們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小車，所住的樓房也建的非常漂亮。
據介紹，自2010年至今，余干共抓獲“重金求子”涉案人員360多人，其中200多人來自石溪村以及相鄰的團林李家村，詐騙受害者遍布全國20多個省區。
亟待矯正的致富價值觀
自從上述兩村被公安部列為掛牌整治的地域性職業電信詐騙犯罪的典型村之一，拔掉這一“毒瘤”勢在必行。
在當地，余干縣已建立了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聯席會議制度，由縣委政法委牽頭，電信運營商、銀行、司法系統等20家成員單位共同參與，組成上十個工作組先后進駐石溪村和團林李家村，開展綜合治理工作。
為了從源頭上斬斷行騙，電信運營商也進村開展手機、網絡實名制認證工作，取締“偽基站”等非法通信設備。余干縣各大銀行啟動即時查詢、緊急止付、快速凍結工作機制，阻斷此類詐騙犯罪的作案“信息流”“資金流”鏈條，從經濟上斬斷其鏈條。
對打擊處理此類詐騙案件，江西省高級法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也指導各地對同類案件同一行為統一認定，對職業詐騙分子和犯罪首要分子在法律適用上“就高不就低，就重不就輕”，堅決予以重判重罰。
詐騙村“窩點”一朝被端，大快人心。然而，任由其生存20年之久，很多人不免提出這樣的疑問：如果對騙子“抬頭就打”，詐騙村又何以“由小做大”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打擊詐騙，鄉政府這塊主要是做宣傳，其他也沒有好的手段。空口說白話，他們也聽不進去，有高額收入在那里誘惑。”上述江埠鄉黨政干部解釋打擊不力的苦衷。
在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楊秋林博士看來，嚴厲打擊只是第一步，關鍵是要盡快矯正村民扭曲的“致富”價值觀。避免陷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詐騙變異升級現象。
楊秋林認為，詐騙村并非一夜之間形成的，治理矯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著眼于系統化治理，持續發力，才有可能徹底拔掉這顆在全國范圍內造成惡劣影響的“毒瘤”。
“具體而言，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應當繼續保持打擊犯罪的高壓態勢，絕不能給詐騙分子重拾老本行的幻想。與此同時，應積極發展當地產業，引導村民正常就業。做好廣泛開展法制教育活動，持續宣傳反面典型，在思想認識上逐步矯正村民的價值觀。”楊秋林建議。
如今，走進石溪村和團林李家村，曾經熱鬧的景象不復存在，村里基本上由老人和孩子留守，變成了一個“空心村”的冷清模樣。
在高壓打擊態勢下，很多村民離開了本地，有的選擇外出打工。
“在家沒有事做也呆得住。”江埠鄉一村民向法治周末記者談起石溪村的傳聞仍津津樂道，作案者喜歡把上當的受害者統稱為“傻子”。他也不理解，為什么傻的人會那么多，有時一個人就被騙數十萬元之多，“以前還聽說一些村民不敢把詐騙到手的錢存到銀行，有的買來金磚砌藏到自家房屋的墻內。只因為太好騙才讓騙子越來越多”。
對于這些人的未來擇業趨向，該名村民并不樂觀：“他們以詐騙為榮，價值觀扭曲，難保以后不會死灰復燃，或出現新的詐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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